後來我一直不知道怎樣把在愛荷華的經歷變成文字。當我身在那個小城的時候，在面書上總是有朋友問我︰「怎麼了？想知道你在那邊的生活。」然而我一直找不到合適的方法告訴他們。
甚至，彷彿無論哪一種形式表達也扭曲了它本身。有些事情難以言說，或許幾乎所有的事情一旦傳達便不免面目全非，能重現的似乎只是它們如碎片那樣的本相。
飢餓
切實地讓我知道，自己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的，並不是令人自覺有如囚犯的機場關卡檢查，也不是車子駛進愛荷華巿中心時人煙稀少的草地或反映在河面上的陽光，而是那個小食包裏的babybel乳酪。
「只是想到你們可能會餓。」到機場迎接我的是大學裏的司機，那是個年輕的女孩，外號「動物母親」。她笑著把一個紙袋遞給我，內裏有小麥包、水果和圓扁形的babybel乳酪。
夜深時我醒來了。那是香港的日間。我感到自己的腸子在蠕動，但內裏空空如也。我懷念飛機上的食物，那份冰冷的三文治，以及上機前吃的拉麵和小籠包（以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對於麵食和小籠包的欲望始終無法得到滿足），於是把小食紙袋打開，撕開了包裹圓扁形乳酪的紅色蜜蠟，把乳酪拌麥包一起吃下去。
那無法抵消飢餓，後來，飢餓像毛衣上破了的洞不斷擴張，但在午夜寂靜的房間裏，我生出了幻想，在接下來的十個星期，我要搜購很多很多babybel，把乳酪圓塊一個接一個吞下去。那是一種新的味道。
語言
在一張註明了三十多個來自不同地方的作家的表格上，我沒有釐清自己來自一個城巿，而不是一個國家。接下來的很多天，無論我如何努力，向那些查問關於我居住的那片土地的人解釋，我住的城巿和它所隸屬的國家，擁有不同的文化、習慣、價值觀、經濟、法律制度，書寫和言說的語言也不同，那並不是相同的所在，我並不歸屬於我的國籍背後那一片宏巨的歷史。但我始終無法說清楚。各種輕微的、不重要的、難以察覺的誤會便層層地堆疊起來。
喜歡詩和音樂的作家CW告訴我，在他居住的地方，音樂並非由腦袋生出，那來自肚腹。「而肚腹，」他摸著自己的胃說︰「連著土地。」我便明白了為什麼總是感到飢腸轆轆。我缺乏的並不是食物，而是安居其中的語言。在愛荷華，我只能說英語和普通話，日常生活的對話似乎沒有出現嚴重的問題，但在這兩種語言中也沒有熟悉的位置。
我書寫的並不是廣東話，也不是普通話，那是一種擠壓在三種語言的夾縫之中的語言——是以廣東話朗讀起來的普通話，攙雜了廣東話用語、思維方式和用法的中文，像一種拙樸的翻譯文字，包含著許多不確定和可能。我可以一天不對任何人說出一句話，但每天都在腦袋裏進行不同的對話和編寫字句，那是內在的語言，有時候，外在的語言跟內在的會互相影響。
如果那也算是一種鄉愁，我所想念的大概並非一個確切的空間，而是能躺臥其中的語言。語言最大的功用或許並不在於對話，而是界定、建構自我、意念、與他人，甚至世界的關係。如果通過一種語言可以開啟一個世界，遠離一種語言，便與原來的世界漸行漸遠。
在一個討論國際文學的課堂上，我必須介紹我來自那地方的寫作狀況和文學，於是我告訴他們，在我出生和長大的地方，人們說的並不能寫下來，會寫下來的大概也不會說出來，寫便成了一件遠離日常的事，在寫作的過程裏，寫作的人往往不斷發現那些只屬於他們個人世界的語言。在那語言的縫隙，我們相對地自由。我不肯定，要是我並非在那城巿成長，是不是會選擇寫。
下課後，收到作家A的電郵，她說她明白。「我們也有遷徙的歷史。而我們的阿爾及利亞語，也漸漸被荷蘭語所取代。」A說，以我們都感到陌生但竭力要進入的英語。
寧靜
我住在大學內的一所酒店，227號房間，四堵牆壁和一扇門界定了每個寫作的人擁有的基本空間——最初，我那樣以為，卻忽略了，在一個多種族的環境裏，膚色、國籍，甚至發音都先入為主地決定了人際網絡，或我們對彼此的想像和期望。
X和J並不隱瞞對於我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寫小說的不滿。
「你應該多曬太陽。」J說。
「你不能整天關在房子裏。」X說︰「你是個獨行俠﹗」
他們說，在他們的國家，寫作的人都注重聯誼，而我不但皮膚的顏色跟他們非常接近，而且護照上的國籍，就是他們的國家。
某個下午，我以生病為理由推掉他們的飯局以後，看著窗外，外面是另一幢大廈的背面，忽然想到，要找天獨自到酒店外的河邊散步，那是房間的窗子看不到的河。
而且領悟了，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或哪一個群體，也無法不劃定界線，那根跟不同的人保持的，不容踰越的界線，無形的，卻必須比任何牆壁穩固，如果我要守著內心某個非常寧靜的角落。
顏色
在旅行中，我們定期到更遠的地方旅行。在芝加哥，走出了兩個人的房間以後，我獨自外出遊逛。我只是在那裏停留了一天，在一天裏，有兩個人向我問路。最初，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無法從我的外表判別，我並不是在那裏土生土長的人，也不會知道路，而且我的手裏，拿著一份供遊客用的地圖。
那個夜裏，回酒店的途中，一個深膚色的年輕男子走到我跟前，問我一間醫院的所在，我告訴他我是旅人，並不認得路。他的神色便崩潰了，說了一口粗話。我有點害怕，向另一個方向走遠。
只是走到兩個街口以外，才想起，他要到醫院做什麼？是探望一個重要的人，還是有不得不急著辦理的事，為什麼我不指示他問附近店子的員工，或熟悉街道的人，而先想到他可能會對我生出危險？但那時候，我已走過了兩條街，他大概也走了更遠的路，已經無法回過頭去。
旅行中的旅行最後一站是紐約。在旅行中，我遇到的店員、侍應、美術館內怒氣沖沖的檢查員等，為數不少都是深膚色的人。在紐約的現代美術館門外，每天早晨開館的時候，都排著長長的隊伍，尾巴延伸至人群裏。那天，我問門外一名深膚色的工作人員應該在哪裏排隊，他只是彎起了一邊嘴角說︰「You are bold.」再說︰「You are confident. Very confident.」我可以感到當中的惡意。為了這樣的事，我氣悶了大半天。在那裏，我感到四周都是關上了的門，而我只能在許多的門外經過，蹓逛。只是在一天快要完結的時候，忽然覺得，我其實無法完全明白他們的狀況，例如在攝氏6度（或更冷）的早上，站在美術館門外，看著在街上來往的人，並回答相差無幾的問題。我只是知道，所有負面的情緒，源頭都是生活裏形形色色莫以名狀的痛苦。在莫奈的一幅畫前，我站了很久很久，並且第一次發現，蓮花池裏，包含著他所看到的一整個世界。
J不止一次以批評的口吻對我說︰「你想得太多。」每次我想起她的話，也在心裏以不同的方式反駁她。我們的相處並不和諧，也大概不會再相見，但她是我生命裏難得的老師（正如美術館門外的工作人員，或向我問路的男子），讓我明白，無論走得多遠，要面對的其實也是藏在自我中一口深不見底的井。
回家
我曾經生出了想要在愛荷華一直住下去的念頭，也曾經以為，當我回來後，會非常懷念在那裏的一切。可是，從紐約回香港的飛機上，我只想盡快回到自己的家，跟親密的朋友和人相見，踏在自己的木地板上。
遠行確實是美妙的，但沒有什麼比回家更好。
原刊明報世紀版06022011
甚至，彷彿無論哪一種形式表達也扭曲了它本身。有些事情難以言說，或許幾乎所有的事情一旦傳達便不免面目全非，能重現的似乎只是它們如碎片那樣的本相。
飢餓
切實地讓我知道，自己到了一個全然陌生的國度的，並不是令人自覺有如囚犯的機場關卡檢查，也不是車子駛進愛荷華巿中心時人煙稀少的草地或反映在河面上的陽光，而是那個小食包裏的babybel乳酪。
「只是想到你們可能會餓。」到機場迎接我的是大學裏的司機，那是個年輕的女孩，外號「動物母親」。她笑著把一個紙袋遞給我，內裏有小麥包、水果和圓扁形的babybel乳酪。
夜深時我醒來了。那是香港的日間。我感到自己的腸子在蠕動，但內裏空空如也。我懷念飛機上的食物，那份冰冷的三文治，以及上機前吃的拉麵和小籠包（以後有一段很長的時間，對於麵食和小籠包的欲望始終無法得到滿足），於是把小食紙袋打開，撕開了包裹圓扁形乳酪的紅色蜜蠟，把乳酪拌麥包一起吃下去。
那無法抵消飢餓，後來，飢餓像毛衣上破了的洞不斷擴張，但在午夜寂靜的房間裏，我生出了幻想，在接下來的十個星期，我要搜購很多很多babybel，把乳酪圓塊一個接一個吞下去。那是一種新的味道。
語言
在一張註明了三十多個來自不同地方的作家的表格上，我沒有釐清自己來自一個城巿，而不是一個國家。接下來的很多天，無論我如何努力，向那些查問關於我居住的那片土地的人解釋，我住的城巿和它所隸屬的國家，擁有不同的文化、習慣、價值觀、經濟、法律制度，書寫和言說的語言也不同，那並不是相同的所在，我並不歸屬於我的國籍背後那一片宏巨的歷史。但我始終無法說清楚。各種輕微的、不重要的、難以察覺的誤會便層層地堆疊起來。
喜歡詩和音樂的作家CW告訴我，在他居住的地方，音樂並非由腦袋生出，那來自肚腹。「而肚腹，」他摸著自己的胃說︰「連著土地。」我便明白了為什麼總是感到飢腸轆轆。我缺乏的並不是食物，而是安居其中的語言。在愛荷華，我只能說英語和普通話，日常生活的對話似乎沒有出現嚴重的問題，但在這兩種語言中也沒有熟悉的位置。
我書寫的並不是廣東話，也不是普通話，那是一種擠壓在三種語言的夾縫之中的語言——是以廣東話朗讀起來的普通話，攙雜了廣東話用語、思維方式和用法的中文，像一種拙樸的翻譯文字，包含著許多不確定和可能。我可以一天不對任何人說出一句話，但每天都在腦袋裏進行不同的對話和編寫字句，那是內在的語言，有時候，外在的語言跟內在的會互相影響。
如果那也算是一種鄉愁，我所想念的大概並非一個確切的空間，而是能躺臥其中的語言。語言最大的功用或許並不在於對話，而是界定、建構自我、意念、與他人，甚至世界的關係。如果通過一種語言可以開啟一個世界，遠離一種語言，便與原來的世界漸行漸遠。
在一個討論國際文學的課堂上，我必須介紹我來自那地方的寫作狀況和文學，於是我告訴他們，在我出生和長大的地方，人們說的並不能寫下來，會寫下來的大概也不會說出來，寫便成了一件遠離日常的事，在寫作的過程裏，寫作的人往往不斷發現那些只屬於他們個人世界的語言。在那語言的縫隙，我們相對地自由。我不肯定，要是我並非在那城巿成長，是不是會選擇寫。
下課後，收到作家A的電郵，她說她明白。「我們也有遷徙的歷史。而我們的阿爾及利亞語，也漸漸被荷蘭語所取代。」A說，以我們都感到陌生但竭力要進入的英語。
寧靜
我住在大學內的一所酒店，227號房間，四堵牆壁和一扇門界定了每個寫作的人擁有的基本空間——最初，我那樣以為，卻忽略了，在一個多種族的環境裏，膚色、國籍，甚至發音都先入為主地決定了人際網絡，或我們對彼此的想像和期望。
X和J並不隱瞞對於我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寫小說的不滿。
「你應該多曬太陽。」J說。
「你不能整天關在房子裏。」X說︰「你是個獨行俠﹗」
他們說，在他們的國家，寫作的人都注重聯誼，而我不但皮膚的顏色跟他們非常接近，而且護照上的國籍，就是他們的國家。
某個下午，我以生病為理由推掉他們的飯局以後，看著窗外，外面是另一幢大廈的背面，忽然想到，要找天獨自到酒店外的河邊散步，那是房間的窗子看不到的河。
而且領悟了，無論在哪一個國家，或哪一個群體，也無法不劃定界線，那根跟不同的人保持的，不容踰越的界線，無形的，卻必須比任何牆壁穩固，如果我要守著內心某個非常寧靜的角落。
顏色
在旅行中，我們定期到更遠的地方旅行。在芝加哥，走出了兩個人的房間以後，我獨自外出遊逛。我只是在那裏停留了一天，在一天裏，有兩個人向我問路。最初，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無法從我的外表判別，我並不是在那裏土生土長的人，也不會知道路，而且我的手裏，拿著一份供遊客用的地圖。
那個夜裏，回酒店的途中，一個深膚色的年輕男子走到我跟前，問我一間醫院的所在，我告訴他我是旅人，並不認得路。他的神色便崩潰了，說了一口粗話。我有點害怕，向另一個方向走遠。
只是走到兩個街口以外，才想起，他要到醫院做什麼？是探望一個重要的人，還是有不得不急著辦理的事，為什麼我不指示他問附近店子的員工，或熟悉街道的人，而先想到他可能會對我生出危險？但那時候，我已走過了兩條街，他大概也走了更遠的路，已經無法回過頭去。
旅行中的旅行最後一站是紐約。在旅行中，我遇到的店員、侍應、美術館內怒氣沖沖的檢查員等，為數不少都是深膚色的人。在紐約的現代美術館門外，每天早晨開館的時候，都排著長長的隊伍，尾巴延伸至人群裏。那天，我問門外一名深膚色的工作人員應該在哪裏排隊，他只是彎起了一邊嘴角說︰「You are bold.」再說︰「You are confident. Very confident.」我可以感到當中的惡意。為了這樣的事，我氣悶了大半天。在那裏，我感到四周都是關上了的門，而我只能在許多的門外經過，蹓逛。只是在一天快要完結的時候，忽然覺得，我其實無法完全明白他們的狀況，例如在攝氏6度（或更冷）的早上，站在美術館門外，看著在街上來往的人，並回答相差無幾的問題。我只是知道，所有負面的情緒，源頭都是生活裏形形色色莫以名狀的痛苦。在莫奈的一幅畫前，我站了很久很久，並且第一次發現，蓮花池裏，包含著他所看到的一整個世界。
J不止一次以批評的口吻對我說︰「你想得太多。」每次我想起她的話，也在心裏以不同的方式反駁她。我們的相處並不和諧，也大概不會再相見，但她是我生命裏難得的老師（正如美術館門外的工作人員，或向我問路的男子），讓我明白，無論走得多遠，要面對的其實也是藏在自我中一口深不見底的井。
回家
我曾經生出了想要在愛荷華一直住下去的念頭，也曾經以為，當我回來後，會非常懷念在那裏的一切。可是，從紐約回香港的飛機上，我只想盡快回到自己的家，跟親密的朋友和人相見，踏在自己的木地板上。
遠行確實是美妙的，但沒有什麼比回家更好。
原刊明報世紀版06022011
謝謝妳把這些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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