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五日

書店派發一款別針，別針上的圖案內有一隻死了的鹿，一個傾倒的瓶子在附近，底部寫著「五月三十五日」。我取去一個，握在掌心裡，推開玻璃門，在熱毒的陽光下，走一段汗流浹背的路。

如果我張開嘴巴，向比我年少十歲的人述說關於那一年那一夜的事情，便會有一種張口結舌的難言之感，無論我如何努力，也難以客觀而準確地轉述記憶。記憶是主觀，片面，同時絕對。構成那夜記憶的是一種共同感，如果我們不是迫害者，不是受害者，那起碼是旁觀的倖存者。記憶把我們連在一起，也使我們看清楚，自己心裡破了開來的孔洞，嚴格來說，或許並不是因為廣場上許多年輕的身軀被坦克車輾過，而是在那些看來無窮無盡的血之中，對於安全、文明、管制，甚至人和人之間最基本的信賴感突然全盤崩塌了。

會不會，如果我們刪改那些記憶，某些信念和價值便能恢復過來，然後比較安穩輕易地活下去？普利摩．李維帶著納綷集中營的記憶，寫下《滅頂與生還》。在書中，某些在集中營中飽受德軍折磨卻僥倖逃生的猶太人，後來卻否定集中營曾經存在，為了剔除那部分令他們驚恐而對人性徹底絕望的回憶。

或許，那樣確實比較容易過活。我居住的城巿，正在沸沸揚揚地討論在中學推行「國情教育」，把正確的歷史觀念灌輸新生的孩子。可以想像，對於那夜的事情，課程將會有跟我們所記得的並不相同的說法。那時候，我們要不要更改自己的記憶？一位高級官員在六月發表公開言論，說那一年，她被外國的傳媒誤導了眼睛和信念……

記憶建構身分，在篩選記憶的過程裡，令人更明白，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至於那些無法割捨記憶的人，只能把所有的力量，花在接納那一夜的記憶之上──接納那記憶的「不合時宜」，接納被排拒和否定的聲音，如同接納那個嶙峋有如一塊凸出怪石的自我。

(原刊《自由時報》六月二十一日「失去洞穴」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21/today-article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