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時，裙拉褲甩地趕出了這篇訪問稿。這段時間，工作蠻多，但「星期日生活」的黎佩芬邀請訪問撰稿，還是覺得，應該要做。於是，一個晚上，和一個日間，便寫了出來。行文倉促，不免有未盡圓滿之處。完稿那刻，腦袋像被貨車輾過，壓痕久久不褪。訪問見報後不久，佔中義工陳玉峰被「低調通緝和拘捕」。
幾份大大小小的報刊爭相訪問陳慧，在不同的人筆下，其面向稍有不同，但對此城關切，對現況率直表態，始終如一。）
攝影師拍照的時候，陳慧悄悄跟我說︰「這陣子的訪問已用光了我拍照的配額。」確實，陳慧一直是個低調的作家，接受訪問時從不願上鏡，如果刊物堅持索取照片，她就送上貓的相片代表自己。幾年前認識她的時候，她在演藝學院教書已好一段日子，她的座椅上放著軟柔的毛絨熊，談及學生總帶著濃烈的關注，偶爾也談電影、談創作，談及這個城巿的點點滴滴，語氣一如小說的敘事者那樣溫柔細膩。因此，從報上得悉她參與佔領中環，成為十名先頭部隊的其中之一，令人感到訝異。
逐漸失去的城巿
那天，讀到她在訪問中說︰「我唔見左我個香港。」心頭就緊了一下，陸陸續續地想起，這些年間，眼前的城巿怎樣一點一點地改變，終至成了全然陌生的模樣。
「這裡有一種無力感，我們大聲呼喊，卻不被聽見。」她說，從政府官員僭建、騙取房津，到近期廉政公署酬酢費用超支等等一宗接著一宗令人憤怒的消息，並沒有任何批評的聲音可以阻擋，令她要找一個發聲的渠道。
陳慧母親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而爸爸，是外來的移民，當年一路南下，直至抵達香港，他感到，這裡就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但現在的人卻已忘記，『香港是我家』的真正含義。」人和土地始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她說，這裡失去了的是人的素質，人們不再追求好，只是但求沒有錯。「係咁架啦。」人們總是這樣說，話裡包含著一種助紂為虐的屈從態度。「所以，霍建寧可以說︰『我個仔都工作二十小時，他是自願的。』而不自知這叫涼薄。以我們媽媽那一代人的標準，這就是欠缺品德，竟然將自己和他人比較，說出這樣的話來欺負別人﹗」歸根究柢，那消失了的美好質素，就是人和人之間最基本的關懷。
「這裡失去了的還有常識。」擅長以感受四周的陳慧說︰「如果街上有老人，他們連謀生維持溫飽也有困難，就放過他們，這是常識，是人民精神，是城巿風格。」
她熟悉的香港，是這樣的︰她小時候，街頭小店有一種習慣，現在只有少量西環或上環的店鋪仍然保留，就是吃飯時間，店員會把店裡一角橫一根繩子，然後在角落裡的桌子，放幾碟自家製的小菜和白飯，店員圍在一起進餐，遇上有客人光臨，便愛理不理地說他說︰「待會再來吧。」與做生意相比，好好地吃飯，還是比較重要。
「店員會這樣做，是因為老闆也贊同。對巿民來說，吃飯是最重要的事。」她說。眼下，碼頭工人罷工已經超過四十天，資方仍然不願讓步，而工人所爭取的，並不是能解決吃飯和上洗手間都在吊機內的問題，只是讓薪資能調整至合理的水平。
但陳慧不願意說出，現在的香港不如從前。「這句話所代表的只是一種情緒，並不會把人帶到更好的方向去。」她寧願坐言起行，為自己所愛的地方和想過的生活做一點事。
「我們要有普選。」她斬釘截鐵地說︰「有些人還未理解佔領中環的理念，或進行程序，起碼今次叫了出來，希望大家都注意有普選。有些人並不察覺，原來可以有這權利。生活就是政治，只要是公民，是小巿民，就要知道，生活要作出選擇，做選擇就是政治。從要不要垃圾分類、用什麼牙膏牙擦，吃早餐幫襯小店還是大家樂大快活連鎖店，去街巿還是去超巿，這全是政治。對我來說，這是常識，不是屬於社會上很高階層的事。這幾年來，我聽得最多的是︰我沒有選擇。但說了這句就死了，就真的無力。總之，我不理，我要有選擇，不要替我選，我要自己選。在這城巿令人自豪的是有選擇。」
「故事是城巿給予我的」
「寫作的人都知道，故事不是坐在這裡憑空想像的，而是身旁的人和城巿給予的，我只是去領養它。」
陳慧記得，一九九六年的晴天特別多，那個夏季的天空很藍，有朋友移民。「那時我在廣播道工作，景致優美，黃昏離開時會看見藍天很美。」那是很好的日子，不同的媒體都在做回顧特輯，回望香港，回望家族的故事，包括香港的街道、地名、香港的歷史等等。「九七回歸前，有兩個廣告令人印象深刻，一個是『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另一個是『永遠向前，永不停步』。這令人覺得，啊，整個城巿都這麼感性，周圍都瀰漫著依依不捨的氣氛。」直至現在她仍然記得，主權移交那夜，在中環的街上碰到幾乎所有的朋友，拍紀錄片的，做傳媒的，然後在立法會看見司徒華說︰「我們今天要離開這裡，但會再回來。」
「一九九八年的直選，我們就用選票，把他們全送回議會，那年代的選票都是真的，而且是這麼用的。」她說。
回歸的第一天，她下筆寫第一個小說《拾香紀》。「1997年有一種航向未知的感覺，我很快就捕捉到，寫1974至1996，而連十香要死，我要寫的不是以後，而是寫我最懷念的這廿二年。那時，我怕以後的日子不再如此。」
去年，陳慧參加了七一遊行，回來後，心裡有一種異樣的感觸。「我記得，我們一直走，走了很久，走到天黑，還未到政府總部，然後，他們就放煙花了。這實在太魔幻，我們還在遊行，辛辛苦苦走了四小時，他們卻放煙花。」
她的腦子裡便出現了一個穿越牆壁的意象，剛開始她不大明白這意象的含意，只是寫成小說。《穿牆人》在明報世紀版連載，一共寫了十多期，直至暫停。「那故事關於一個男人，在布宜諾斯埃利斯，走出陽台，點了一支煙，拿火機，點火，鏡頭一轉，他不知自己在哪裡，咦，原來在香港，但口袋裡有阿根廷貨幣。他看到，公路路牌是藍色，手表顯示是七月一日。他走到海邊，世界很靜，呆了，見到天星碼頭，那是清拆了的天星，他朝著那方向走去。很驚訝，看看鄰人的報紙，日期是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究竟發生什麼事？他見到新奇士橙廣告，文華酒店地下層仍然是咖啡廳而不是名店………其實我想寫，一個人去了一個沒有回歸的香港，八十年代發生了一點事，那個香港並沒有回歸，只慢了很多，而且沒有IFC。」
「後來回想這個小說，在地球上，香港和布宜諾斯埃利斯位處對著點，如果從香港一直穿越，穿過地球，就會在布宜諾斯埃利斯走出來。感覺上，這些年，我們好像都在穿越一些東西，但老是穿不過它，但有些事情，穿來穿去也穿不過。」寫到某一點，她終於寫不下去。「我寫不下去，因為我掌握不了香港會發生什麼事。」
相信什麼，就做什麼
當我常常聽到身邊的人說，想要移民到另一個地方，陳慧無論在書寫或言行之上，卻表現出對這城巿極深的感情。「我只是被情感牽動而容易受驚。」她說︰「這是命運，正如無論家裡有什麼問題，或離家多久的人，都要回去處理問題的癥結。」她以家來理解自己居住的城巿。
陳慧說，令她參與佔領中環的近因是朱耀明牧師，但我認為，更關鍵的是她多年來所探索的信仰。她在1997年上教會，2003年受洗，為她施洗的正是朱牧師。「他有一句話，他影響我很深︰『你信什麼就去做，這就是信仰。』信仰最核心就是這樣，坐在這裡沒有用，要走出來，要為自己負責，這是自己的生活。」
她坦這，心裡並不是沒有恐懼，只是，她早已認清恐懼的的面目，而且不介意與它為伴。「我怕朋友不陪我、怕學院不和我續約、怕寫不出作品，但當我看到恐懼，就會以行動排除害怕會發生的事。」甚至這次參與佔中，也早想過最壞後果。「有畢了業的學生問我，（如果因為佔中被起訴）為什麼你選擇不抗辯？我覺得這是遊戲規則，如果你竟然起訴，己進入了你的系統，就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和納稅人的金錢，我去暴露給你看，你有多荒謬。人們最怕的可能是羞辱，但我很清楚自己沒有錯，錯的不是我。」
她的堅定也來自信仰︰「我最怕人沒有信仰，只信自己，因為人會變，有很多情緒，可以今天給你很多，明天不屑一顧，現時的老闆就是如此。」
「聖經有這樣的一句︰『你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所謂恩典，不是說給了我們多少，而是你得到多少，就要去付出多少。」
這令她想到最低工資，「從來有新政策出現，都一定有弊處。例如男女同工同酬，現在我們覺得理所當然，但在不久以前的六十年代，並不是如此，那時候，結婚生子後不可出來工作。以前的護士長，就一定不嫁，才可做護士長。不可解僱懷孕員工，都會有人因而受了損失，但世界要向前要進步，就必會出現這階段。
老闆有發聲渠道，就吵著說，最低工資立法使他增加了多少工資，就要解僱多少人，但他們有沒有想過被他解僱的人的感受？」
給年輕人的祝福
我並沒有問她，如果佔領中環沒法取得成功會怎麼樣，倒是她說出︰「姑勿論是否成功，這是一次公民教育，讓大家知道，你的人生有一件事叫普選。選票在你手，沒有人可代你投出，這裡有一個很大的平台可以諮詢，無論這運動走向哪個方向，這是一個公民教育。我可以對年輕人說，我們這些中年人已在做著一些事，你們跟著做啦。」她認為佔領中環是一件樂觀的事，也是，他們給年輕人的一份禮物。
(原刊《明報．星期日生活》2013年5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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