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黃楚喬）
總是記得第一次讀鍾玲玲小說的感覺，就像遇上非常重要的人和事物的時刻，措手不及，毫無防備，冷不防已置身在那面前。
書本的臉面看起來就像許多別的書本，但文字有一種接近心跳的節奏。後來就覺得，她寫的都細細密密地鑽到心裡去。例如寫著劉瀾第一次遇上林逾靜並生起了強烈愛意的時候，正牽著丈夫的手，隆起的腹部孕育著胎兒。妻子的身份，臃腫的肚子，從來沒有對於她愛上另一個人構成任何障礙。小說裡的劉瀾，並不是個狂放的女子，而更像拘謹賢淑的妻子和母親，形容憔悴，臉色臘黃，可就是因為她的外貌和舉止那麼尋常，對於丈夫以外的另一個男子的感情，卻那麼洶湧而激越，同時那樣理所當然，強烈的反差，帶來了深刻的震撼。
鍾玲玲筆下的劉瀾，平凡得像街上隨處可見的任何一個女子，但愛起一個人來的時候，即使對方給她的回應只是冷漠，近乎厭惡，她的熱情仍從不停止，那種無可阻擋的力量，才令人驚訝，以至於想到每一個看來循規蹈矩的女性，內心深藏著的某種足以令人畏懼的能量。這是《愛人》，我認識鍾的起始。
劉瀾具備了鍾玲玲筆下女主角的大部分特點，擁有丈夫、孩子，住在寬濶的房子裡，有幾個交往逾大半生，密不可分的知己好友，熱愛文學，可同時心裡記掛著的卻是另一個人，而且對於安穩的生活懷著愧疚感。
小說中的女子，表面上都遵從著一般的社會規範，但丈夫對她們來說，就如房子，生活中的必需品，維持著彼此的只是習慣性的親近，而非愛情，一種「當我們盡了我們的本份，便沒有其他的事可做了」（《我不燦爛》〈星期天的海灘〉）的關係。
對於愛情，她們都有著廣濶寬容得令人匪夷所思的胸懷。《愛人》裡的劉瀾以欣賞的目光，看著她的丈夫默默地愛慕著自己的好友，而《愛蓮說》裡的蓮生冷靜地對待情人和好友走在一起，與其說她們都有著令人難以理解的心思，不如說，她們都看穿了所有的情和愛，說到底只是虛妄。
與若即若離的愛情比較，友情更堅實而彌足珍貴。鍾玲玲筆下的女子，都擁有一伙女友們，而且是連繫彼此的核心人物。那些女性之間的情誼，或互相包容，互相陪伴，互相扶持，或互相刺痛對方，並用各自的方式關愛彼此，終究不離不棄。朋友也就是從自我分裂出來的一面鏡子，互相映照出自己無法迴避的部分。
鍾玲玲的第一本散文及詩集是《我不燦爛》，書的名字來自一九七零年，她寫的一首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五十週年而寫的詩《我不燦爛在一九一九》，她又在一九七一年參與保釣運動。
《愛蓮說》裡的蓮生在一九七一年的示威運動裡渡過了她激盪的青春歲月，經歷了與情人曲折的感情和分離、出國又回國、生活的轉變，二十年後的她已經結婚生子，跟二十年前的友人親厚如昔，只是對於眼前的八九民運，一如曾經出現又轉瞬即逝的愛情，「當我們靠近生活我們就會發現眼前的梨子要比遠方的坦克大，活著的人非常密切，死去的人異常疏遠，記掛生人遠比哀掉死人容易。」一如蓮生懷疑，保釣運動裡的自己，那熱情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熱情，以及它從何而來。
因此，當一眾親近的友人大部分已過著富足安定的生活，只有劉英對這一切抱著質疑的態度，她甚至批評在雅緻的房子裡給朋友端茶、照顧孩子，努力過著優雅的生活，扮演中產階級好婦人的蓮生其實並沒有勇氣活出真正的自己。劉英的話給蓮生帶來最切實的傷害，但也只有她的話能說到蓮生的心坎裡去，她總是提醒她，被淹沒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在哪裡，而且還在那裡。
讀鍾玲玲的小說，我總是不避嫌地把作品與作者一併來讀，當然那只是我想像中的作者。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有些人以自己的生命寫了一本又一本的作品，那作品必然帶著她的影子，又必然不等於就是她。
我總是覺得，那些書，都是從她的生命剖下來的一片，因此，讀起來才會令人感到，那彷彿就是自己的血肉那樣。
《玫瑰念珠》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以後，我幾乎已無法再讀到鍾的作品，除了偶爾在報刊上零星出現的一些短文，也有一種感覺，她應該不會再把作品出版，當然，也沒有關係，如果作者已感到再沒有想說的話，沉默就是一種恰當的姿態。
最後，我只想到鍾玲玲寫於早期的一首詩《我看見他》︰「我看見他站立在
我們面前／我看見他的臉／正向著你／微笑／我看見他走了／我看見他的眼睛
也不曾／看見過我／我看見你／好像想／跟我說話／我就把我的頭移開／同時我也知道／在甚麼地方的一條河裡／正弄翻了一艘／破船」
沒有人會知道這三個人的關係，或許，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位置，似乎永遠在凝視著那個只看著「你」微笑，不曾看見過「我」的「他」，失落的氛圍在所有的詩和小說完結以後，仍然留在空氣裡，久久無法驅散。
（原刊2010年8月號Elle）（假如沒記錯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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