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三十五日

書店派發一款別針，別針上的圖案內有一隻死了的鹿，一個傾倒的瓶子在附近，底部寫著「五月三十五日」。我取去一個，握在掌心裡，推開玻璃門，在熱毒的陽光下，走一段汗流浹背的路。

如果我張開嘴巴，向比我年少十歲的人述說關於那一年那一夜的事情，便會有一種張口結舌的難言之感，無論我如何努力，也難以客觀而準確地轉述記憶。記憶是主觀，片面，同時絕對。構成那夜記憶的是一種共同感，如果我們不是迫害者，不是受害者，那起碼是旁觀的倖存者。記憶把我們連在一起，也使我們看清楚，自己心裡破了開來的孔洞，嚴格來說，或許並不是因為廣場上許多年輕的身軀被坦克車輾過，而是在那些看來無窮無盡的血之中，對於安全、文明、管制，甚至人和人之間最基本的信賴感突然全盤崩塌了。

會不會，如果我們刪改那些記憶，某些信念和價值便能恢復過來，然後比較安穩輕易地活下去？普利摩．李維帶著納綷集中營的記憶，寫下《滅頂與生還》。在書中，某些在集中營中飽受德軍折磨卻僥倖逃生的猶太人，後來卻否定集中營曾經存在，為了剔除那部分令他們驚恐而對人性徹底絕望的回憶。

或許，那樣確實比較容易過活。我居住的城巿，正在沸沸揚揚地討論在中學推行「國情教育」，把正確的歷史觀念灌輸新生的孩子。可以想像，對於那夜的事情，課程將會有跟我們所記得的並不相同的說法。那時候，我們要不要更改自己的記憶？一位高級官員在六月發表公開言論，說那一年，她被外國的傳媒誤導了眼睛和信念……

記憶建構身分，在篩選記憶的過程裡，令人更明白，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至於那些無法割捨記憶的人，只能把所有的力量，花在接納那一夜的記憶之上──接納那記憶的「不合時宜」，接納被排拒和否定的聲音，如同接納那個嶙峋有如一塊凸出怪石的自我。

(原刊《自由時報》六月二十一日「失去洞穴」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21/today-article3.htm)

貓之死（或死之貓）

貓在黃昏死去。

因為某種無法治癒的病症，腹水浸沒了他的肺部以後，他失去了呼吸。那時候，他處在小孩的年紀。我不知道，他是否能明白，為什麼還沒來得及好好地體驗生，便要急不及待地死。

他來到我的房子，那並不是我的選擇，只是他每個深夜在房間門外哀叫，在我工作時跳到我的大腿上取暖，有時候呆看著窗外而我呆看著他的背影，當我寫作時他玩弄我的筆咬我的紙張甚至一屁股坐在我剛剛寫了的字上，那曾經是一種容易被忽略的日常，而在不自覺的時候，我們便成了密不可分的生命。沒有什麼比親密更危險。他走了以後，所有他停留過的地方，都變成了缺失的角落，很難過的時候，我總是呼吸困難，彷彿重複地遇溺，那些時刻我又重新接近他。

難以專注的日子，唯有Brian L.Weiss的書給我安慰，我一本接著一本地讀，像某種藥物。書中所說的從夢裡回到前生或來生，我其實不真正相信，但我寧願相信，所有重要的人和事物，總會一次又一次透過不同的形式回到自己身邊。漸漸地，我再次渴望把貓養大。並且在腦內生出了一個無比逼真的畫面——終於，那頭灰白相間的虎紋貓長成了跟我一般高大，那些寒冷的冬夜，我們互相倚偎在沙發上，我不時按壓著他左前掌的肉球，使他發出滿足的呼嚕，一起收看一齣永不終結的肥皂劇——所有生前的記憶和盼望隨著死化為烏有，同時各種不著邊際的幻想又隨著死活了過來。

那天早上醒來，我再次感到貓已死去的事實，而我第一次想到，那原是為了要我學習失去。一種無法挽回的失去。

（原刊《自由時報》六月十四日「失去洞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