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7日 星期五

這是一本隱蔽的小說。

我一邊寫,腦裡一直有個聲音說︰「悶啊。」那是一把揮之不去的聲音,直至完稿了,也把手寫稿打完字,交到出版社,甚至,後來又寫了一些短篇,然後,再開始了另一個長篇,每次想到它,都想到,「悶」。

當人們問我,從事什麼工作,然後,又問我寫的是什麼,我老是回答他們,我寫的都是很悶的東西。有些人感到不解,有些人轉移了話題,有些人笑了起來。但,那確實,是悶。悶就是,心被關在一扇門之內,那種狀態。那很可能是一個密室,所有窗子和門都被鎖上,並不是沒有出逃的可能,而是,已經丟失了外面的地圖。

實不相暪,我不大肯定,悶的小說,是否有什麼價值,但如果,那是實相,也就,只能如此,如實地呈現。


(編輯說,今天進印刷廠了,七天之後,書就會出來。)




無法完成愛情──鍾玲玲


 

(攝︰黃楚喬)


總是記得第一次讀鍾玲玲小說的感覺,就像遇上非常重要的人和事物的時刻,措手不及,毫無防備,冷不防已置身在那面前。

書本的臉面看起來就像許多別的書本,但文字有一種接近心跳的節奏。後來就覺得,她寫的都細細密密地鑽到心裡去。例如寫著劉瀾第一次遇上林逾靜並生起了強烈愛意的時候,正牽著丈夫的手,隆起的腹部孕育著胎兒。妻子的身份,臃腫的肚子,從來沒有對於她愛上另一個人構成任何障礙。小說裡的劉瀾,並不是個狂放的女子,而更像拘謹賢淑的妻子和母親,形容憔悴,臉色臘黃,可就是因為她的外貌和舉止那麼尋常,對於丈夫以外的另一個男子的感情,卻那麼洶湧而激越,同時那樣理所當然,強烈的反差,帶來了深刻的震撼。

鍾玲玲筆下的劉瀾,平凡得像街上隨處可見的任何一個女子,但愛起一個人來的時候,即使對方給她的回應只是冷漠,近乎厭惡,她的熱情仍從不停止,那種無可阻擋的力量,才令人驚訝,以至於想到每一個看來循規蹈矩的女性,內心深藏著的某種足以令人畏懼的能量。這是《愛人》,我認識鍾的起始。

劉瀾具備了鍾玲玲筆下女主角的大部分特點,擁有丈夫、孩子,住在寬濶的房子裡,有幾個交往逾大半生,密不可分的知己好友,熱愛文學,可同時心裡記掛著的卻是另一個人,而且對於安穩的生活懷著愧疚感。

小說中的女子,表面上都遵從著一般的社會規範,但丈夫對她們來說,就如房子,生活中的必需品,維持著彼此的只是習慣性的親近,而非愛情,一種「當我們盡了我們的本份,便沒有其他的事可做了」(《我不燦爛》〈星期天的海灘〉)的關係。

對於愛情,她們都有著廣濶寬容得令人匪夷所思的胸懷。《愛人》裡的劉瀾以欣賞的目光,看著她的丈夫默默地愛慕著自己的好友,而《愛蓮說》裡的蓮生冷靜地對待情人和好友走在一起,與其說她們都有著令人難以理解的心思,不如說,她們都看穿了所有的情和愛,說到底只是虛妄。

與若即若離的愛情比較,友情更堅實而彌足珍貴。鍾玲玲筆下的女子,都擁有一伙女友們,而且是連繫彼此的核心人物。那些女性之間的情誼,或互相包容,互相陪伴,互相扶持,或互相刺痛對方,並用各自的方式關愛彼此,終究不離不棄。朋友也就是從自我分裂出來的一面鏡子,互相映照出自己無法迴避的部分。

鍾玲玲的第一本散文及詩集是《我不燦爛》,書的名字來自一九七零年,她寫的一首為了紀念五四運動五十週年而寫的詩《我不燦爛在一九一九》,她又在一九七一年參與保釣運動。

《愛蓮說》裡的蓮生在一九七一年的示威運動裡渡過了她激盪的青春歲月,經歷了與情人曲折的感情和分離、出國又回國、生活的轉變,二十年後的她已經結婚生子,跟二十年前的友人親厚如昔,只是對於眼前的八九民運,一如曾經出現又轉瞬即逝的愛情,「當我們靠近生活我們就會發現眼前的梨子要比遠方的坦克大,活著的人非常密切,死去的人異常疏遠,記掛生人遠比哀掉死人容易。」一如蓮生懷疑,保釣運動裡的自己,那熱情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熱情,以及它從何而來。

因此,當一眾親近的友人大部分已過著富足安定的生活,只有劉英對這一切抱著質疑的態度,她甚至批評在雅緻的房子裡給朋友端茶、照顧孩子,努力過著優雅的生活,扮演中產階級好婦人的蓮生其實並沒有勇氣活出真正的自己。劉英的話給蓮生帶來最切實的傷害,但也只有她的話能說到蓮生的心坎裡去,她總是提醒她,被淹沒在日常生活的自我在哪裡,而且還在那裡。

讀鍾玲玲的小說,我總是不避嫌地把作品與作者一併來讀,當然那只是我想像中的作者。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有些人以自己的生命寫了一本又一本的作品,那作品必然帶著她的影子,又必然不等於就是她。

我總是覺得,那些書,都是從她的生命剖下來的一片,因此,讀起來才會令人感到,那彷彿就是自己的血肉那樣。

《玫瑰念珠》在一九九七年出版以後,我幾乎已無法再讀到鍾的作品,除了偶爾在報刊上零星出現的一些短文,也有一種感覺,她應該不會再把作品出版,當然,也沒有關係,如果作者已感到再沒有想說的話,沉默就是一種恰當的姿態。

最後,我只想到鍾玲玲寫於早期的一首詩《我看見他》︰「我看見他站立在

我們面前/我看見他的臉/正向著你/微笑/我看見他走了/我看見他的眼睛

也不曾/看見過我/我看見你/好像想/跟我說話/我就把我的頭移開/同時我也知道/在甚麼地方的一條河裡/正弄翻了一艘/破船」

沒有人會知道這三個人的關係,或許,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位置,似乎永遠在凝視著那個只看著「你」微笑,不曾看見過「我」的「他」,失落的氛圍在所有的詩和小說完結以後,仍然留在空氣裡,久久無法驅散。

(原刊2010年8月號Elle)(假如沒記錯的話)

2013年6月4日 星期二

身體是一堵無法輕易跨越的牆


24年了,原來。那年,我唸小五。10歲的人,剛剛脫離孩童期,一點一點步入成人的世界。我記得,是從逐漸潮熱的初夏開始,電視新聞上那廣場的北京學生絕食抗議、請願、對話、探望,有些什麼非常熱烈,終至瘋狂起來。當時的我,對於這事和別的事,都並不完全的明白,直至六月四日,坦克車進駐了廣場,有些人擋在坦克車前,更多人被亂槍掃射,電視新聞的畫面上,報紙的頭條新聞,盡是血肉模糊的身體,大部分都已明顯地失去知覺,我才慢慢地細心地閱讀報章裡的描述,把剪報貼在一本全新的家課本上,嘗試理解那是一件怎樣的事。

一年又一年地過去了,當年痛心疾首,悲傷流淚的人,有的移民了又回來,有的不在人世了,有的選擇忘記,有的每年都到維園悼念,而我的印象仍然那麼深刻,惦記著這個集體的傷口。我問自己,為什麼痛楚仍然那樣鮮明,那些失去性命的亡魂何以仍然在我心裡如此哀怨,或許是因為,我看過那些人,為了維護公義、民主、自由和某些無法放下的信念,賠上了柔軟的肉身,成了許多橫在地上彼此交疊的扭曲的軀體頭臉。肉身脆弱而漫長,像一堵永遠無法攀越的牆。並不在現場的倖存者我們,如此悲憤很可能是因為,坦克車和槍口把這許多年輕的身體摧毀,流了那麼多的血,極權卻由此變本加厲,這在人世間還比較接近地獄的那一邊,而死亡肉身的另一端倖存者是他們,要不,仍然維護公義的人被軟禁和監視,要不,明白了政權會殺人的人,機智地選擇了和這件事隔絕開來,以融入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之中。

六四事件當然還沒有過去,它以不同的姿態繼續衍生和蔓延,他們把李旺陽關在狹小的監牢裡,使他脫落了牙齒,失去了視力,駝了背,矮了個子,企圖為他製造一個更嚴苛的肉身,把他終生圍困,但他的意志仍然堅執一如最初,政權便取去他的生命,再說,他是自殺的。或那些再也按捺不住生命裡種種不公義的上訪者,往往還沒有抵達上訪的地點,便被抓到維穩的地點,他們以不同的方法為上訪者打造一個拘禁的肉身──用電擊口腔、用牙刷刷陰道、以胡椒灑在陰道裡,把上訪者強暴(那天,當我坐在連鎖咖啡店讀五月號的《號外》曾金燕的文章披露了以上的情況,不解和悲傷便蓋過了緊接著要去看張懸演唱會的興奮心情),或許並不是因為維穩的人格外兇殘,只是他們已經困在早已失去自由的身子,難免像螃蟹那樣想要抓著想要逃走的同伴。肉身不一定受盡騰折才會磨滅追求正義自由的意志,怠惰和安逸同樣令身體失去了抵抗的能耐,便寧願相信,歷史不會重來,或,只要遠離政治,做個寵物般的人,便能明哲保身。

廣場已經消失了,而六四像霉菌,滲進了日常生活之中,人們甚至再也無法集結,當不義臨到頭上,便只有單打獨鬥的可能。如果上萬個年輕人在廣場死去,仍然可能不當作一回事,生活裡還有什麼道德和底線需要把持?結石寶寶、豆腐渣工程、有毒的蔬菜,層出不窮的假的食物,都只是一念的選擇,記念六四還是否定它的存在,也是一念。只是選擇慢慢就會成了習慣,行為和思考的方式,這些又慢慢成了一種個性,而個性促使一個人走向不同的路。

選擇記得六四,或許並不是因為它會否平反,而是因為,自己到底想要做一個怎樣的人,是任由自己的身體疲乏鬆弛怠倦而終於麻木,還是讓它感受傷口和痛,面對世界非常殘酷,所以要更溫柔強大此一事實;也是因為,所有的高牆,其實是許多失去自由意志和感受的肉身組成,當這些肉身還沒有變得冷硬之前,他們溫軟富生命如一擲即碎的雞蛋。